四人赴死 一家人满门忠烈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10月，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就攻战了刚获得解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的浚县城，整个浚县变成了人间地狱，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对共产党人、民兵、农会会员，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大肆屠杀。王贾氏多年来为共产党工作，为穷苦农民奔走呼号，尽管是“地下党员”，其实早已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令敌人恨之入骨。

   当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时，面对乌云当头、我哭豺狼笑的危重形势，有人劝王贾氏离开村里，离开群众，王贾氏听后正言道：“我是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反扑，群众更需要我们，我怎么能丢下群众，临阵脱逃呢？”最终，王贾氏、杨永先和张金成三个党员全部留下来，坚持对敌斗争。
一天夜里，一阵犬吠，王贾氏等人被反动军警和地主还乡团包围在大伾山下的一片树林中，敌人叫嚣着要捉拿“女共党分子”和“妇救会主任”。原来敌人得到密报，王贾氏正在此“活动”。为了群众和同志的安全，为了共产党的形象，为了“自己的主义”，王贾氏不顾他人劝阻，毅然走出来，从容地步入狼群。临走，她再次回头望一望那平地突兀的大伾山，看一看那愁苦的乡亲，她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敌人把王贾氏带回县城，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梦想从她口中得到什么，结果徒劳了，得到的是义正辞严和满脸怒火。她怒斥敌人：你们这帮杂种，认不清形势，你们不得人心，不得民心！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早晚会收拾你们，为我报仇。誓看明天的中国，必是共产党的天下，必是人民的天下！

   第二天上午，秋雨如泣，王贾氏被敌人五花大绑，带到了卫河上的云溪桥上。王贾氏明白，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她决心咬紧牙关，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献身。她抬头向西南，再一次看看生她养她的桥西村；她低头俯视，再看一眼脚下千年流淌着的卫河水；她环顾四周，再望望城楼下在敌人刺刀下生活的百姓，毅然昂起头，面对敌人的屠刀。

   丧心病狂的敌人，首先野蛮地撕开了她的上衣，用匕首挖掉了她的两个乳房，鲜血顺着裤褪，染红了云溪桥，她宁死不屈。敌人又挥起屠刀，砍下了她的四肢，连同还一息尚存的躯干，扔下了云溪桥。古老的运河，陪伴着女英雄，呜咽着向远方流去！而我们的女英雄，却没有留下一点尸骨、一张照片，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人们都叫她王贾氏。她牺牲时，年仅42岁，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王贾氏遇害后，她的丈夫王平武带着孩子，外出逃荒避难。
敌人对西长村的这次行动，张金成和杨永先之所以幸免于难，是由于他二人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也由于王贾氏的慷慨赴死使敌人没有“深挖”。但敌人的屠刀，没有吓倒他们，特别是杨永先，在王贾氏惨遭杀害后，更是把仇恨埋在心里，继续为党工作，积极发展苗清海、赵书礼、郭明海等农民入党，成立党小组和民兵组织，确保白色恐怖下组织在民兵在，为革命留下火种。王家人（杨永先、王贾氏的夫家）也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觉支持和配合杨永先，为党做工作。

   敌人反攻后，杨永先坚信党和党的队伍会打回来的，一方面安抚家人和群众，一方面秘密到内黄、汲县、新乡等地寻找党组织，接受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为找到组织，她多次化妆成走亲戚的村妇，踏着泥泞的小路，拧着一双小脚（旧社会妇女裹成的小脚），往来于浚县周边，往往是一天走十几个小时，却只能走三五十里。就这样，她终于在汲县找到了组织，在内黄找到了一区区长陈春雨（解放后曾任河南省鹤壁市市委书记），找到了武工队长熊振山，坚定地按党的指示开展工作。

   杨永先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更加加剧了敌人对她的仇视，敌人欲置王家于死地，要对王家斩草除根，斩尽杀绝。
   浚县第二次解放前后，敌我势力对峙交错，人民政府退据内黄井店，国民党伪政府盘据浚县西南的淇门，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西长村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狂，特别是西长村“大文豪”赵廷相，为人阴险狡诈，在伪县政府担任付官，为虎作伥，是西长村的一霸一害。大地主赵书田、郭明安同赵廷相狼狈为奸，祸害百姓，仇视共产党。

   1947年9月末，就在王贾氏遇害一年后的一天早晨，西长村的地主恶霸赵书田、郭明安串通赵廷相，再次勾结反动武装，包围了杨永先、王金合家。王家人知道这次来者不善，能逃者则逃，没逃成者全被堵在家中，杨永先因外出不在家再次脱险，而杨永先的丈夫王金合、（丈夫）兄弟王文秀、侄儿（王文秀之子）王书印却不幸被捕。敌人对王家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所有男人一律带走，包括年仅十二岁的王书印。当时，被堵在家里的还有杨永先唯一的才五岁的女儿，因是个“丫头片子”而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被当场“检查”为女孩后才留了下来。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害杨永先和王家所有男丁，包括婴儿。按照敌人的话说，要对王家斩草除根，要让王家断子绝孙。多么凶残、穷凶极恶的敌人。

   面对凶恶的敌人，王金合叔侄三人没有屈服害怕，王金合怒视着敌人，义正辞严道：“知道你们来了，就没有什么好果子。有什么要说的，尽管说！”为首的地主恶狠狠地说道：

   “都是本乡本土的，你们王家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跟政府作对，跟我们过不去？今天老子来，就是要找你家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今天就来个了断！”
“怎么个了断？”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一趟。”
“把孩子留下，他才十来岁！”王金合看了看身边的侄儿小书印。
地主一阵奸笑：“不可能，你以为我们傻，你想东山再起？没门！”

   话都说明了，王金合知道豺狼是不会发善的，遂对兄弟和侄儿说道：“兄弟、侄儿，不要怕，跟着我走，咱姓王的就没有孬种，让他们见识见识咱王家男人！”随后，敌人把三人反绑，带出了西长村。早春的三月，西长村的老百姓目睹了荷枪实弹下，他们叔侄仨离开的情景，年仅十二岁的小书印，身穿夹袄，虽孩子气十足，却仍抬着那顽强的头。 

   敌人把他叔侄三个带到了卫河下游、离城三里的王桥北面的三里湾，这里水深河窄。来到这里，叔侄仨已预感到凶险，敌人再次恐吓他们，想在临刑前看到他们能低下那高昂的头，只见王金合看着众匪徒，怒目圆睁，大声说到：“狗娘养的，你老子就服共产党，就信共产党，你们算什么东西！动手吧，二十年以后，你爷还是一条好汉！别忘了，共产党会为我们仨、我们家报仇的，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兄弟、侄儿，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还跟共产党。抬起头，别装孬种！”

  最后，万恶的地主恶霸土匪，将石头吊坠在被反绑着的三人身上，一一扔进了卫河。

   最让人痛心的是，我们年仅十二岁的小英雄书印，由于水性很好，被绑着手坠着石头，硬是挺着身浮了上来，毫无人性的敌人见状，再次给小书印又绑上一块石头，第二次投进卫河！

   千年流淌的卫河呀，就这样又接纳了这叔侄三位，再一次见证了西长村王氏一家，忠党报国、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不忘初心 老英雄一生许国

   敌人的暴行，没有吓倒杨永先，反倒使她紧跟共产党、誓报国仇家恨的决心更加坚定，她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争取进步群众，为组织提供情报，迎接浚县的第二次解放。

   1947年4月19日，浚县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人民政权得以恢复，人民武装进一步扩大，浚县全域逐步解放。当年10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以“有冤报冤，有仇复仇，杀人者偿命，倒算者归还”为口号的反奸复仇运动中，参与杀害王家一门四烈士的地主、恶霸、匪徒共20多人，全部被人民政府镇压，包括赵书田、郭明安两位地主。可惜，杀害王家烈士的罪魁祸首赵廷相却成漏网之鱼，消失无踪。

   1950年的一天，杨永先正在村里工作，突然来了两位解放军同志，持信来调查“解放军战士”赵廷相的家庭情况。原来，赵廷相在浚县解放逃跑时被俘，为保住性命，他凭着有文化、善投机的本领，摇身一变，混进解放军，立了功。因记个人功需要政审，部队来原籍调查他的情况。真是冤家路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杨永先强压怒火与喜悦，悄无声息地和外调的同志来到部队，当场揭露了赵廷相的反革命贼脸。

   杀害王家英烈的敌人被镇压后，杨永先带领王家老小，跪倒在英灵牌位前，告慰烈士英灵，告戒后代要永记共产党恩情，永远跟党走。从此，杨永先党员身份公开，再不用躲躲藏藏，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事业。最后，赵廷相因有军功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最后客死他乡。

   丈夫和兄弟牺牲后，杨永先把王文秀的子女当成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把他们拉址成人，教育成人。杨永先吃了多少苦，谁能说清？无法想象，但再苦再累，她从不流泪。她常说：我的泪早已流干了！
   解放后，杨永先担任了西长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又根据组织安排，到县服装厂、敬老院任职。无论在什么职位，她都把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绝不谋求个人私利，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党叫干啥就干啥。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她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城市固定工作、领导岗位，义无反顾地回到西长村，扛起锄头做了农民。西长村人民了解她，信任她，她再次被群众和组织推到村干部的岗位上，继续为群众服务，直到1984年，因年龄、身体和没有文化等原因，才主动退出了村干部岗位。 
   

    不担任村干部后，杨永先继续关心村镇建设，村里有难必帮，群众有难必帮，处处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子女。更令人敬佩的是，她从不提及自己及一家人献身革命的历史，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改革开放后，组织上落实政策，主动上门要求为她的丈夫等为革命牺牲的先烈评定革命烈士，她都坚决拒绝。按她的话说：共产党为我家报了仇，共产党对得起我家。共产党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不能辜负共产党！共产党好，我们要相信共产党，我们要世世代代跟党走！

   2005年3月，87岁的老党员、老英雄杨永先走了，去追随她为国捐躯的丈夫、兄弟（小叔子）、侄儿，兑现了她一生忠党许国的诺言！


崇尚英雄 一代人家国情怀

   老人家诉说着父母叔哥的悲壮故事，许多处泣不成声，几近哽咽。老人家一口一个我母亲、我父亲、我叔叔、我哥哥，血浓于水的亲情难以掩饰，我被这血泪斑斑的故事所震撼，被这十指连心的亲情所感动，遂不自觉地问：“老同志，你父亲、叔叔哥哥遭害时，你在哪儿呢？”

   谁知我这一问，老人家立刻泪目，然后带着哭腔大声说：“你不知道啊，我不是父母亲生的，我不是二老的亲骨肉，我是母亲从小抱养的啊！”

   原来，1947年9月，当王家叔侄仨为国捐躯后，险遭灭门之灾的王家受到重创，只有王贾氏的子女因逃荒在外才逃过此劫，才为王家留下了香火，而王金合、王文秀亲兄弟俩已经绝后（没有男孩），已经40岁的杨永先，只有一个五岁的女儿。1950年8月，在族长亲戚的说服下，杨大娘抱养了刚出生的同村赵姓男孩，过来后取名王秀方。

我眼前的老者，就是王秀方。

   秀方到王家后，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母亲（养母）对她疼爱有加，胜过亲生。年幼时，他只记得母亲为集体的事常早出晚归，姐姐常照顾他。上小学后，他慢慢懂事，知道自己出生时父亲早已不在，自己的身世肯定不同寻常。终于有一天，在他年幼惊讶的目光中，母亲向他痛说了革命家史。说罢，母亲抚摸着他的头，已泣不成声，而他则跪在母亲膝下，久久不愿离开。

   渐渐地，秀方懂事了，学校的革命教育，使他懂得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更加体会到了母亲的艰辛与不易。母亲对他的爱无所不在，胜过对亲生的姐姐。他立志好好学习，报答母亲，从此对母亲百依百顺，遵从孝顺母亲。

   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上了小学6年级的他，不得不辍学，随母亲务农。后来，他当过民办教师，最终留在母亲身边，照顾母亲，为母亲分忧解愁。从记事以来，母亲就对他要求很严，从不让他干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坏事，让他以雷锋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长大后，王秀方也按照母亲的要求，追求进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了村治安主任、民兵营长、村委会主任等职，直到1995年年迈退出。多少年来，王秀方时刻不忘母亲的嘱托：共产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当干部就是要能吃亏、愿吃亏！你当干部，如果有私心，谋私利，你就对不起组织，更对不起你为革命牺牲的父亲、叔叔，你就不是我的儿子！母亲年纪大后，常叮嘱他不能因家庭对革命有贡献而搞特殊，不能向组织伸手、要组织照顾。为了让母亲放心，他理解母亲，虽然近在咫尺，他很少同生父母联系，他要用这没有血缘关系但胜过血缘关系的母子情，去温暖母亲那孤独的心！

   为了母亲的嘱托，王秀方这样做了，母亲有病和去世后，他尽管曾面临困难，组织上也曾经问询，他都以没有困难为由而谢绝组织照顾。近几年，他老两口也年迈多病，组织上也要为他们办低保，他坚决拒绝，要求把低保让给更困难的群众。不仅如此，群众有难他帮，村里义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为群众利益忙前忙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用像父亲那样为国捐躯，但我要像母亲那样一辈子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党徽添彩！

   讲到这儿，王秀方取出母亲的画像，久久地注视着。我看到了一位慈祥、刚毅、坚强、伟大的女性！感觉到了母亲身后一群继承父母遗志的子孙！

   听到这儿，我肃然起敬！写到这儿，我许多次泪奔！亲爱的党啊，您为什么这样伟大？闪光的党徽啊，您为什么这么鲜红？原来答案就在这里！


                                   冯天平